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是如此恢宏，如此波瀾壯闊，它為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敘述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公眾回想起舊時代卑鄙的罪惡，回想起可怕的墮落行為，大部分明智的歷史學家對此題材寧愿避而遠之。
但鴉片實實在在所帶給我們的，恰好是讓我們得以勾勒出一部濃縮的現(xiàn)代世界史，歷史學家包利威正是通過這部鴉片在中國的編年史，傾心將一部濃縮的世界史奉獻給讀者。
6月26日，是國際禁毒日，被鴉片戰(zhàn)爭揭開近代史篇章的中華民族，對毒品之害更有切膚之痛。作為歷史學家，盡可能地還原歷史原貌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不管怎么說，但愿歷史家們的研究能讓我們時刻警醒：決不能讓毒品再次在中國泛濫！禁毒之路，任重道遠！
在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把大英帝國各地出產的商品列成清單，然后將這些商品賣給潛在的客戶。有一種商品在初次列入商品清單時并不是很賺錢的產品，它不過是一種從罌粟汁液里提取的藥物，它的名字很快就成為歐洲最流行的詞匯，但其效用卻極為有害，其危害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
英國東印度公司深知為獲得欣悅感而吸食鴉片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便明令禁止其銷售員在英國推銷鴉片。
東印度公司甚至曾一度捫心自問，向有些國家比如大清國推銷鴉片是不是有正當?shù)睦碛?，因為在這些國家里，鴉片的各種用途均遭明令禁止，無論是鴉片消費，還是進口鴉片；無論是批發(fā)銷售，還是零售，都是非法的。
不過生意畢竟是生意，東印度公司面臨一個極特殊的問題。與其他所有同亞洲國家做生意的公司一樣，東印度公司在從事歐洲與中國的貿易活動中并未賺到太多錢，但在整個銷售網各不同點之間推銷商品時卻能賺到不少錢，這就是所謂的“港腳貿易”，即區(qū)域間的貿易活動。
在鴉片走私貿易中，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為猖獗。該公司將在印度種植的鴉片，用船走私至中國銷售，獲取暴利。圖為托馬斯·霍斯默·斯皮爾德(1792—1864)繪于1817年的擴建后的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大廈
歐洲公司從中國購買的東西總比賣給中國的要多，因為中國商品在歐洲很受歡迎，絲綢、茶葉、瓷器，甚至連大黃都非常搶手，為購買這些商品，歐洲貿易公司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在往返于歐洲—中國的航線上，他們要穿越急流險灘，避開險礁暗石，經過一個個港口，才能將貨物運抵目的地。而在運往中國的諸多商品當中就有鴉片。
說起19世紀的鴉片，歐洲人把那段歷史講述得驚心動魄，而到了20世紀，中國人也把那段歷史描述得波瀾壯闊，但這段歷史的起源似乎講解得并不清楚。
一開始，鴉片貿易只是用來彌補歐洲人對華貿易的巨大逆差，1840年，經英國議會批準的鴉片戰(zhàn)爭只是厚顏無恥的資本家精心策劃的陰謀，目的是為了打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
但鴉片貿易獲取的利潤如此豐厚，以至于歐洲帝國主義的捍衛(wèi)者們最終將鴉片當作一種商品推銷到全球市場上，即便是最正派的商人竟也獲許去推銷這一商品，這些商人在推銷鴉片的過程中居然還帶著一種優(yōu)越感，讓毒品去肆意傷害這些人民而無動于衷。
由于鴉片貿易嚴重危害中國的安全，中國推行了禁煙政策。英國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后，發(fā)動了戰(zhàn)爭，史稱“鴉片戰(zhàn)爭”。上圖為中英第二次穿鼻海戰(zhàn)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艘鴉片走私船被擊毀；下圖為英軍打敗清軍，開始進攻廣州
在中國推行一種非法商品經濟則引起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兩種說法相互效法：
一種說法稱這是歐洲奸商損人利己，只顧賺錢的鬧??；另一種說法認為這是無辜的中國人民飽受毒品摧殘的悲劇，國家的外匯儲備也被掠奪走了。
19世紀80年代的鴉片吸食者，他們一進煙館，離破產也就不遠了
鴉片讓人蒙受損害的說法很快就占了上風，接著又在20世紀取得決定性的轉折：
晚清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里發(fā)動禁煙運動，隨后國民黨在20世紀30年代也推行禁煙運動，最后共產黨在20世紀50年代發(fā)動禁絕鴉片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是為了讓中國擺脫毒品災禍。
若從這一角度來講述，鴉片的歷史就會孕育出一系列其他的說法：
一方面，國家的能力日漸強盛，讓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意愿，同時也讓本國人民去接納這一意愿；另一方面，社會精英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也在提升，他們已初步學會該如何向國家施加壓力，但又置身于其體系之外。
這兩種說法是真實可信的，但卻有許多漏洞。而包利威的論著恰好彌補了這些漏洞，并為這些說法起到有益的改進作用。
包利威的論著并非僅僅依照國家的論點去作評述，或以供求關系為切入點去展開自己的論述，他向讀者揭示出毒品對于每一個使用者究竟意味著什么。他還給我們描繪出鴉片消費方方面面的差異，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歷史。
包利威對各地方的鴉片消費很感興趣，正是這一課題促使他提出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相互矛盾：
為什么鴉片會在19世紀的中國令人吃驚地成為紅極一時的毒品呢？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為什么中國人會在20世紀短短幾十年內便徹底根除了這一毒品呢？
這顯然是中國鴉片史當中最大的悖論：一種外國商品能很快融入這個社會之中，以至于被外國人認作是地道的“中國貨”，接下來它又很快被淘汰掉了，盡管它在人際關系當中是最難以撼動的當紅商品，要是送給來訪的客人一支煙槍，那可是盛情款待的表示。
我們可以嘗試著將這一變化過程歸結于所有毒品和令人上癮食品的致命缺陷：由克制消費轉入過度消費的過程過于輕松，由無害的娛樂轉變?yōu)槲ｋU社會問題的過程過于容易。
不過，對社會習俗作出任何微小的改變都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一改變將會引起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的連鎖反應。
以上只是歷史學家所采取的幾種研究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有才華的歷史學家就可以無窮盡地講述中國在最近三百年當中所經歷的變化。這種變化促使一個帝國以自己的方式與世界經濟合作，展現(xiàn)出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風采，如今中國與和世界資本主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沒有中國，世界經濟體系就有可能遭遇崩潰。
總之，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非法毒品交易的規(guī)模已讓書中所描述的那個世界變得黯然失色，而且非法毒品已滲透到各個領域，無論是時尚界還是恐怖主義組織，人們都能看到非法毒品的蹤跡。
20世紀初的幾位煙片吸食者，他們形銷骨立，面黃肌瘦，身體羸弱
我們之所以為清白無辜作辯護，或許是出于人自身的愿望，本著這一愿望，我們不會去對前輩作道德評判，而我們往往會拿舊時代刻板的影像、拿當下簡單化的影像來描繪他們，這會讓當今時代的捍衛(wèi)者們對這種極賺錢的商品（它當然還在害人）依然流行于世而感到痛心疾首；更不會去暗示最好別用鴉片來充當資本流動的潤滑劑。
因為鴉片吸食者是某一時代、某一特定地域內的奴隸，而時間和地域恰好是他們所不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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